爷爷临终前反复叮嘱:“若遇黄鼠狼问你像不像人,千万要骂它是畜生。”守灵那夜,
一只黄鼠狼立在我面前,尖细嗓音穿透雨幕:“你看我像神还是像仙?
”我颤抖着想骂出那个词,却发现喉咙里挤出的是:“像……像我爸。
”—爷爷咽气的时候,雨刚刚停。我站在老家的土院子里,
听大伯和村长在堂屋里争论棺木该用柏木还是杉木。他们的声音一高一低,
闷在潮湿的空气里,像两把钝锯子在来回拉扯。院墙外头那棵老槐树上,有只乌鸦叫了两声,
就不叫了。我妈从灶房探出头,朝我招手:“小林,进来吃饭。”我没动。她叹了口气,
围裙上擦擦手,又缩回灶房去了。油锅的声音滋滋响起来,混着一股葱花的焦香,飘过院子,
飘过堂屋,飘到院墙根那堆淋湿的柴火上。
北河村的人一辈子就这几件事:出生、娶妻、盖房、送葬。我十八岁出去念书,
后来又留在省城工作,八九年了,这些事只参加过最后一件,还是从结尾往开头参加。
爷爷等我回来等了三天,我没赶上。堂屋里,大伯和村长的争论有了结果:杉木,便宜,
也轻,抬棺的人好走路。我听见大伯说:“就这么定了吧。”然后他走出来,在廊檐下站定,
望着我,张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我们爷俩就那么隔着院子对望了一会儿。雨后的傍晚,
天是浑黄色的。几只燕子贴着地面飞,飞得很急,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它们。
大伯从兜里摸出烟,点上,吸了一口,终于把话说出来了:“你爷爷留了话给你。
”我点点头。“晚上跟你说。”他把烟头扔地上,用鞋底碾灭,转身回堂屋去了。
天很快黑透了。晚饭摆在灶房,一桌子人谁也不说话,筷子碰碗沿的声音格外清脆。
我吃了半碗米饭,一碗白菜炖粉条,又喝了一碗小米粥。我妈一直往我碗里夹菜,
一边夹一边说:“多吃点,城里吃不到这个。”我嗯嗯地应着,其实城里有的是东北菜馆,
比这个还正宗。吃完饭,大伯朝我使个眼色,我放下碗筷,跟他进了堂屋。
棺材停在屋子正中,还没有上盖。爷爷躺在里面,穿着他六十大寿那年做的绸子寿衣,
脸黄黄的,比活着的时候小了一圈。我站在棺材边上看了一会儿,总觉得他随时会睁开眼睛,
坐起来,像从前那样骂我一句:“瞅啥瞅,没见过老头子睡觉?”大伯点燃三根香,
插进香炉,然后在棺材旁边的条凳上坐下。我也坐下。“你爷爷,”大伯开口了,
声音压得很低,怕惊着谁似的,“最后那几天,清醒的时候少,糊涂的时候多。成天说胡话,
说什么黄皮子来堵门了,什么门口有双眼睛盯着他。”我没吭声。人老了都会这样,我见过。
“但有一回,他清醒了。”大伯看我一眼,“把我叫到跟前,让我记住一句话。”“什么话?
”“他说——告诉林生,往后要是遇见黄鼠狼问你话,问你它像什么,千万,
千万要骂它是畜生。”堂屋里静了一瞬。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大伯等了一会儿,见我没反应,
又说:“就这一句。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说完又糊涂了,又开始说黄皮子堵门的事。
”我点点头:“我知道了。”“知道了就行。”大伯站起来,“你记住就好。我先回去睡了,
明早还要起棺。”他走了。我一个人坐在棺材旁边,对着爷爷的脸。香灰落了一截,
又落了一截。半夜的时候,起了风。先是院门响,吱呀——吱呀——,像有人在一下一下推。
然后是窗户,窗框和窗框之间有一点缝隙,风挤进来,发出细细的呜咽声。
我坐在条凳上没有动。不是不害怕——是困。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又守了大半夜的灵,
脑子早就木了。风刮它的,我困我的,眼睛半睁半闭,意识像水一样往下沉。
不知道过了多久,雨声又响起来。这一次是急雨,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砸得屋顶的瓦片叮叮当当地响。风更大了,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蜡烛的火苗东倒西歪。
我睁开眼,想去关窗。刚站起身,雨停了。不是渐渐变小,是突然停了,
像有人拧上了水龙头。风也停了。太静了。连自己的心跳都听得见。我站在原地,没敢动。
堂屋的门开着。门口那一片青石板被雨水打湿了,反射着屋里透出去的烛光,亮汪汪的。
院子里的槐树黑黢黢地戳在那儿,一动不动。有什么东西从槐树后面转出来。很小的一团,
贴着墙根走。我看着它,它看着我。它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走到门口的光亮里,停下来。
是只黄鼠狼。比猫小一点,皮毛是那种红不红黄不黄的颜色,在烛光下看,
泛着一层奇怪的光泽。它立在那儿,两只前爪悬在胸前,后背微微弓着,尾巴拖在地上。
它抬起头,望着我。我看见它的眼睛。那不该是动物的眼睛。太亮了。亮得像两盏小灯,
像两颗烧透了的煤球,里面有一点红,有一点黄,还有一点说不清的颜色在旋转。
它直直地盯着我,像要把我看穿,看到我后脑勺去。我的脚像被钉在地上,动不了。
它开口了。“今夜雨大,”它说,尖细的嗓音,像小孩子,又像老太太,“寻个地方躲躲。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它往前迈了一步。“你是这家的?”我不知道该点头还是摇头。
它又迈了一步。现在它离我只剩三四步远。烛光照着它的脸,那张毛茸茸的脸,尖尖的嘴,
胡须一抖一抖的。然后它后腿一蹬,立起来了。就那样直直地站在地上,两只前爪垂在胸前,
身子绷成一条线。它问我:“你看我——”“像神,还是像仙?”那句话像一根针,
扎进我的耳朵,顺着血管往下爬,一直爬到胸口,到胃,到四肢。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像神,还是像仙。爷爷的话像闪电一样劈进脑子——千万要骂它是畜生。我的嘴唇动了。
骂出来。骂它是畜生。我用力吸气,让气流冲过喉咙,
想把那两个字挤出来——“像——”不对。不是这个字。“像——”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嘴。
它自己张开了,自己发出声音,一个字一个字,从舌头底下往外蹦。“像……我爸。
”堂屋里静得像坟墓。黄鼠狼的眼睛里,那两团光突然熄了。不,不是熄了,是变了。
变得像两汪深水,黑洞洞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翻涌,在涌动,在一点一点往外浮。
它的脸开始变形。皮毛底下,骨骼在移动,发出细碎的咯吱声。尖嘴往里缩,额头往外鼓,
耳朵变小,变圆,往两边挪。那双眼睛没变,还是亮亮的,黑黑的,
嵌在一张正在变化的脸上。我看着那张脸。我认识那张脸。那是爷爷的脸。
不是躺在棺材里那个缩小了的、蜡黄的爷爷,是我小时候那个爷爷。四十多岁,国字脸,
浓眉毛,下巴上有一道砍柴留下的疤。但那双眼睛不对。太亮了。太黑了。不像人的眼睛。
那张脸还在变。皱纹变浅了,肤色变白了,头发变黑了,变得——变得像我爸。
我爸活着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瘦削的下巴,有点歪的鼻梁,左边眉毛里藏着的那颗痣。
我小时候经常趴在他腿上看那颗痣,用手去抠,他痒得直笑,一边笑一边骂我小兔崽子。
他的眼睛,他的眼睛该是温的,软的,看我的时候会弯起来的。可眼前这双眼睛不是。
它们是直的,硬的,冷得像腊月里的井水。那张嘴咧开了,露出两排牙齿。人牙,白森森的,
整整齐齐的。它开口了,用我爸的声音说:“儿啊。”我跪下去了。不知道是腿软,
还是脑子命令腿跪的。膝盖砸在青砖地上,咚的一声响,疼得我浑身一抖。
它就那样站在门槛上,披着我爸的皮,用我爸的眼睛看着我。“儿啊,”它又说,
“你总算回来了。”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哭。我爸死了五年了,肝癌,
发现就是晚期,熬了三个月。我送他进的火葬场,亲手捡的骨灰。他的脸我记得清清楚楚,
就是眼前这张脸。可这不是他。“你不是。”我说,声音抖得厉害,“你不是我爸。
”那张脸笑了一下。“我是啊。”它说,“我不是你爸,能是谁?”它往前迈一步。
“你看我,像不像?”它停在我面前,弯下腰,凑近我的脸。那股气味冲进鼻子。
不是黄鼠狼的骚味,是我爸的味,烟味,汗味,还有一点点那种廉价洗发水的味道。
他活着的时候,永远用那种绿色瓶子的洗发水,两块钱一瓶,我妈给他买好的他不用,
说就用惯这个。我的眼泪更凶了。“你……你怎么知道的?”我听见自己在问。它歪了歪头,
那个动作也是我爸的。“知道什么?”“知道我爸什么样。”它笑出声来。我爸的笑声,
闷闷的,从胸腔里发出来的。“你爷爷告诉我的。”它说。我愣住了。“你爷爷年轻的时候,
打死了我一只崽。”它直起腰,望着棺材的方向,“三十年了,我一直在等。”它转过头,
又看我。“等他死。”雨又下起来了。这一次是真的雨,哗哗地泼下来,
砸得屋顶的瓦片响成一片。风从门口灌进来,把蜡烛吹灭了。堂屋里只剩黑暗,和雨声,
和它。不对,还有一点光。它的眼睛在发光。两点幽幽的黄绿色,浮在黑暗中,
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你爷爷一死,我就来接他了。”它的声音又变回那种尖细的嗓子,
“可他留了话给你,让你骂我。”它往前凑了凑。那双发光的眼睛离我的脸只剩一尺远。
“可你没骂。”它又笑了。“你让我成了你爸。”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脑子是空的,
腿是软的,眼泪还挂在脸上,被风吹得冰凉。“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它问。我摇头。
“这叫封正。”它说,“我等了一百年,等的就是这一句。神也行,仙也行,都行,
只要你说我像。”它的声音变了,变低了,变厚了,变得像我爸喝了酒之后说话那样,
含含糊糊的,又带着一点高兴。“可你让我成了你爸。”它退后一步。“你爸是个好人。
”那双发光的眼睛转向门口,望着院子里的雨。“你爸小时候,有一回在山上摔了腿,
下不来。我见过他,我没动他。”它又转回来,对着我。“你是他儿子,你让我成了他。
”它沉默了一会儿。雨声填满了这段沉默。“行了。”它说,“我记你这个人情。
”那双眼睛开始往后退,退到门槛,退到院子里,退进雨幕中。在消失之前,
它说:“往后有事,对着北山喊一声我爸。”雨还在下。我不知道在堂屋里跪了多久。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院子里积了水,
映着灰白的天光。几只麻雀在槐树上叽叽喳喳地叫。我低头看自己,浑身是汗,
后背的衣服湿透了,贴在脊梁上,凉飕飕的。香炉里的香早就烧完了,剩三根细细的灰柱,
还保持着原来的形状。爷爷还躺在棺材里,和昨晚一模一样。我站起来,腿又酸又麻,
差点摔倒。扶着棺材站了一会儿,低头看爷爷的脸。还是那张脸,黄黄的,小小的,
闭着眼睛。可是有什么地方不对。我凑近了看。爷爷的嘴角。昨晚明明是抿着的,
嘴唇紧紧闭成一条线。现在怎么——微微张开了一点。像笑。出殡的时候,
我把这事压在心里,谁也没说。大伯、我妈、几个远房的亲戚,还有村里来帮忙的人,
乱糟糟地忙了一上午。烧纸,磕头,起棺,抬出去,一路撒纸钱,送到村后的坟地里下葬。
整个过程我都是木的,人家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跪下就跪下,磕头就磕头,烧纸就烧纸。
别人哭的时候我也跟着掉了两滴眼泪,不知道是哭爷爷还是哭昨晚那档子事。
坟头堆起来的时候,太阳刚好从云里钻出来。初冬的太阳,没什么暖意,白晃晃地照着。
我妈站在我旁边,抹着眼泪说:“你爷爷算是享福去了。”我嗯了一声。
大伯在那边招呼人往回走,说家里备了席面,都去喝一杯。人群慢慢散开,沿着田埂往回走。
我落在最后头,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新坟孤零零地戳在那儿,压着几张黄纸,
被风一吹,噗噗地响。北山在坟地后面,黑压压的一片,山顶上还有残雪。
我盯着那座山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回村待了三天,帮着收拾爷爷的遗物,
又陪我妈说了几天话。临走那天早上,我妈往我包里塞了一大堆东西:腌的咸菜,
晒的干豆角,她自己蒸的馒头,还有一塑料袋炒花生。“在城里别省着,该吃吃。
”她絮絮叨叨地嘱咐,“过年要是忙就别回来了,打个电话就行。”我嗯嗯地应着,
拎起包往外走。走到院门口,我站住了。“妈,”我回头问,“我爸以前在山上摔过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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