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家住在县城东边的农机厂家属院,三排平房,最里头那一间。一九八五年,我十二岁。
那一年我学会了数步子。从家门口走到学校后门,一千四百七十二步。走到前门,
一千六百零三步。走到县医院,两千一百零九步。走到城关镇派出所,三千一百二十六步。
这些数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年春天,我在这几条路上来回走了很多趟,拖着一条腿。
那条腿是三月里断的。二三月十二号,植树节。学校组织去北山种树,我没去成。
不是不想去,是起不来床。头天晚上发烧,浑身疼,我妈用凉水浸了毛巾敷在我额头上,
敷了一夜。早上她出门上班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听见她说:“中午我给你带碗粥回来。
”我没应声。昏昏沉沉又睡过去了。再醒过来的时候,是被人从被窝里拽出来的。“李卫国,
你装什么死?”我睁开眼睛,看见三张脸。都认识。领头那个叫刘建国,初三的,
他爸是县供销社主任。旁边两个是他跟班,一个叫马军,一个叫孙强。我后来想了很久,
那天他们为什么来找我。可能是因为我没去学校,他们觉得我躲着他们。
也可能是因为前一天课间,刘建国让我给他抄作业,我说作业本被我弟撕了。
也可能什么原因都没有。有些人生来就是要欺负人的,不需要理由。
他们把我从床上拖到地上,又从地上拖到院子里。我妈晾在绳子上的衣服被扯下来,
垫在我身下。院子里的泥地刚开化,又湿又滑。我拼命想站起来,一条腿刚撑住地,
刘建国一脚踹在我膝盖侧面。我听见一声脆响。不是骨头断的声音,是骨头错开的声音。
后来的事我记得不太清了。只记得疼,疼得把早饭都吐出来了。刘建国他们跑了。
邻居李婶跑过来,把我抱回屋里。她一边抱一边骂:“狗日的,下这么狠的手,
老子非得告到派出所去。”我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左腿。膝盖下面那一截,歪向一边,
像是长错了地方的树枝。三我妈中午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被人送到县医院了。她站在病床边,
手里还攥着那碗粥。粥凉了,上面结了一层皮。“断了。”医生说,“膝盖粉碎性骨折,
韧带也伤了。县城做不了这种手术,得送省城。”“多少钱?”我妈问。“至少两千。
”我妈没说话。两千块钱,她一年的工资。她在那站了很久,最后说:“我先回去凑钱。
”她走之前,把凉粥放在床头柜上,又拿自己的外套盖在我身上。她的手从我脸上摸过去,
手心粗糙,指节冰凉。那天晚上她没有来。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上午,
护士推我进手术室的时候,她还没来。手术做了四个小时。等我被推出来,睁开眼睛,
才看见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她旁边坐着一个穿军装的人,肩膀上有星星。“醒了?
”穿军装的人站起来,走到我床边。他四十来岁,脸黑,眼睛红。“我是你赵叔叔。”他说,
“赵援朝。你爸的战友。”我没说话。我爸的战友,这些年我见过几个。
逢年过节来家里坐坐,放下两瓶酒,一条烟,坐半个钟头,走人。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
眼神总是不太对,看着我,又好像在看别的地方。但这个赵叔叔不一样。他看着我的时候,
眼睛里只有我。“腿的事我知道了。”他说,“你放心,这件事我管到底。
”四赵叔叔没有食言。出院以后,我拄着拐杖回家。刘建国他爸托人来说和,说赔三百块钱,
私了。我妈没吭声。赵叔叔当场拍了桌子:“三百块?一条腿三百块?他爹的命值多少钱?
”刘建国他爸脸色变了,没再说话。后来我才知道,赵叔叔那几天跑了很多地方。
派出所、教育局、县政府。他穿着军装,肩膀上扛着两杠四星,没人敢拦他。
但也没人敢管这件事。“打人的是学生,学生之间的事,按校规处理。”校长说。
“校规是什么?”赵叔叔问。“记过、留校察看、开除。”“那就开除。
”校长笑了:“赵团长,您说的轻巧。刘建国他爸是县供销社主任,
县里一半的物资走他手上过。您让我开除他儿子,我这校长还想不想干了?”赵叔叔没说话。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校长办公桌上。那是一枚军功章。一等功。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问。校长看了看,没说话。“这是李卫国家的。”赵叔叔说,
“他爸李正军,原昆明军区某团团长。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第一天,
他带一个营穿插敌后,打掉了敌人三个火力点,炸毁两辆坦克,毙敌三十七人。二月十九日,
他为了救团里的指导员,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当场牺牲。”校长脸上的笑慢慢没了。
“指导员活下来了。”赵叔叔说,“他叫陈国栋。现在是省军区的副司令员。陈国栋他妈,
是老红军,四方面军走过来的,现在住在北京干休所。”他把军功章收回口袋。
“我跟你讲这些,不是吓唬你。”他说,“我就是让你知道,李卫国不是没爹的孩子。
他有爹,他爹是烈士。他爹用命换来的这枚勋章,不是为了让儿子在学校被人欺负成残废的。
”校长站起来,脸都白了。“赵团长,您别……”“我不为难你。”赵叔叔打断他,
“刘建国的事,公事公办。你开不开除他,是你的事。但有一条——从现在起,
谁再动李卫国一根手指头,我拿军功章拍他脸上。”五刘建国没有被开除。他转学了,
转到隔壁县去念书。他走的那天,马军和孙强来我家门口站着。站了半个钟头,一句话没说,
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是马军的妈逼他来的。马军他妈在县医院当护士,
当年给我做手术的时候,她就在手术室里。她说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孩子的眼睛,
睁得大大的,不哭不喊,就是看着天花板。你们这些人,作孽啊。从那以后,
学校里再没人欺负我。但另一件事开始了。“没有爹的孩子”这个外号,以前是别人骂我的。
现在没人骂了,但它还在,长在我心里。每次走在路上,看见别的孩子被父亲驮在肩膀上,
看见别人家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下,一个男人的影子,我就想,我爹要是活着,会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他牺牲那年,我才五岁。关于他,我只记得三件事。第一件,
他喜欢把我扛在肩膀上,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说,卫国,看,那是槐树,
那是榆树,那是枣树,那是你妈晾的衣服。第二件,他有一件旧军装,袖子上补了两个补丁。
我妈说要扔,他不让,说还能穿,干活穿,不浪费。第三件,他走的那天,把我举得高高的,
亲了一口,说,卫国,爸爸出差,很快就回来。他没有回来。六一九八七年,我十四岁,
上初二。那年秋天,赵叔叔又来了。他调工作了,调到省军区当副参谋长,路过县里,
专门来看我。我妈留他吃饭,他不肯,说还有事。临走的时候,
他把那枚一等功勋章塞到我手里。“拿着。”他说,“这是你爸的,该你收着。
”我看着那枚勋章,第一次认真地看。五角星,红旗,麦穗,齿轮,沉甸甸的。“我收着。
”我说,“但我不要。”赵叔叔愣住了。“为什么?”我没回答。我问他:“赵叔叔,
你见过我爸吗?”“见过。”“他什么样?”赵叔叔沉默了一会儿,说:“他是个好团长。
打起仗来不要命,对兵好。牺牲那天,本来不该他去的。敌人炮火太猛,
指导员陈国栋被压在一个山坳里,动不了。他带着一个班去救,路上挨了一炮。
当场就……”他说不下去了。我听着。听完,我把勋章装进兜里。“赵叔叔,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我爸牺牲以后,指导员陈国栋,他来看过我们吗?”赵叔叔没说话。
“他派人来过吗?”还是没说话。“他妈是老红军,住北京,
她知道自己儿子是被我爸救的吗?”赵叔叔低下头。那天他没回答我。他走了。
七我后来自己弄清楚了。陈国栋活下来了。他后来当了大官,省军区副司令员,
再后来调到北京,当了什么部的部长。他妈是老红军,住西山,有警卫员,有保健医生。
我爸牺牲那年,县里开了追悼会。陈国栋没来。他派人送了一个花圈,
挽联上写的是:沉痛悼念李正军同志。我妈把那花圈烧了。她说,不要他的东西。
后来这些年,逢年过节,省军区有人来慰问。送米,送面,送油,送慰问金。我妈都收了,
说这是国家给的,不是他给的。我问她,陈国栋这三个字,你恨不恨?她想了很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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