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汉斯(战争的手术)全章节在线阅读_(战争的手术)完结版免费阅读

一我的手术刀第三次滑落在地。钢铁与水泥碰撞的声响，在密闭的地下室里格外清脆。

我弯腰去捡，指尖触到刀柄的瞬间，左膝跪在了一摊半凝固的血泊里。

冰冷透过军裤渗进皮肤，像无数根细针刺入骨髓。那苏军俘虏的眼睛正看着我。灰蓝色，

像家乡秋天的湖水，只是此刻蒙着一层高烧带来的浑浊。他的胸腔敞开着，

弹片掀开了第三到第五肋骨，暴露的肺叶随喘息翕张，边缘还粘着德军制服上的灰色绒絮。

每一次呼气，都有细小的血沫从肺泡间渗出，在惨白的肺叶表面绽开暗红色的花。“别动。

”我用俄语说。他的眼皮跳了一下，表示听见了。我重新握住手术钳，探入伤口深处。

第三块弹片卡在肺叶与心包的夹缝里，位置刁钻，稍有不慎就会划破那层薄薄的心包膜。

我的手很稳——在慕尼黑医学院时，解剖学教授说过，整个年级只有我的手适合做外科医生。

他说这话时，我正用手术刀剖开一具福尔马林浸泡过的老年男性尸体，

窗外是1937年春天暖洋洋的阳光。俘虏的胸膛剧烈起伏了一下。我抬头，

看见他咬紧了牙关，额头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暴起，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的双手攥成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渗出的血顺着手腕滴落，在水泥地上砸出细小的红点。

麻醉剂三天前就用完了。乙醚还剩半瓶，要留给截肢手术用。

斯大林格勒城里的巷战已经持续了三个月，每一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伤员被抬下来，

有的断了腿，有的没了胳膊，有的整个下半身被弹片削成烂肉。他们被堆在走廊里，

像码放整齐的木材，等着我们这些军医决定谁先上手术台，谁继续等待，

谁被抬到外面——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等待往往意味着死亡。不，不是死亡。

死亡太温和了。那叫“冻毙”，军医报告上的标准术语。冻毙的人脸上会带着奇异的微笑，

那是低温最后麻痹面部神经的结果。我第一次见到冻毙的士兵时，还以为他在做梦，

梦见家乡的壁炉和热红酒。“钳子。”我伸出手。护理兵汉斯把止血钳递过来。

他的手指在发抖，这个十九岁的下士来自汉堡，战前是面包房学徒，

最大的理想是考取烘焙师执照，开一家有玻璃橱窗的店，

在橱窗里摆满撒了糖霜的圣诞姜饼人。现在他的围裙上沾满了别人的血，

指甲缝里塞着凝固的血块，闻起来像一座移动的屠宰场。“稳住。”我低声说。

钳子咬住了弹片边缘。我缓缓用力，感觉到那枚金属在组织间滑动，

摩擦着被血浸透的肌肉纤维，发出细微的“嘶嘶”声。俘虏终于忍不住了，

喉咙里滚出一声低沉的呻吟，像受伤的野兽。他的身体剧烈抽搐，

带锈味的血沫从伤口深处涌出来，喷在我脸上。我顾不上擦。弹片出来了。“三块。

”我把那团沾血的金属扔进铁盘，发出“当”的一声脆响，“胸腔引流，快。

”汉斯手忙脚乱地递过引流管。那是一截橡胶软管，已经反复用过十七次，

上面满是划痕和洗不掉的陈旧血渍。我把它探入伤口，暗红色的液体立刻顺着管子流出来，

淌进地上的搪瓷盆里。血撞在盆底，发出持续不断的“滴答”声，像屋檐融雪。

我扯下口罩擦脸，才发现口罩已经被血浸透，沉甸甸地挂在脖子上。

换了个新的——其实就是一块洗过无数次的纱布，边缘已经起毛，中间还破了个洞。

我把破洞转到嘴角上方，深吸一口气。地下室里的味道一言难尽。

味、消毒水味、伤口腐烂的甜臭味、伤员排泄物的骚臭、柴油暖炉不完全燃烧产生的焦糊味，

还有所有人身上散发的、三个月没洗澡的体臭，全部混合在一起，在密闭空间里发酵、沉淀，

最后变成一种黏稠的、能附着在舌根上的味道。我几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味道，

就像习惯了每天有人死在这里。俘虏的眼睛还睁着。他盯着天花板，嘴唇微微翕动，

似乎在念叨什么。我俯下身去听，是俄语，一个名字，重复了很多遍。娜塔莎。他的妻子？

还是女儿？我没有问。在这里，问别人的过去是一种奢侈，也是一种残忍。

昨天我还给一个十六岁的掷弹兵缝合腹部伤口，他一直跟我说话，说他姐姐下周结婚，

说他攒了三个月军饷要给姐姐买一条丝巾，说他一定会活着回去参加婚礼。缝合到一半，

他突然不说了。我抬头，发现他眼睛还睁着，但瞳孔已经散了。后来我给他缝合完，

不是因为还有意义，只是因为不想让他的肚子敞着被抬出去。“医生。

”汉斯碰了碰我的胳膊。我顺着他目光看去。俘虏的右手正在缓慢移动，伸向军装内袋。

那只手伤痕累累，手背上满是冻疮裂开的口子，指甲里塞着泥土和干涸的血迹。

我按住他的手腕。“别动，伤口会崩。”他看着我，嘴唇翕动，吐出一个词。“照片。

”我犹豫了一秒，松开手。他的手指探进内袋，摸索着，掏出一样东西。那是一个皮夹，

德制，大概是战利品。皮夹表面被血浸透，变得又硬又滑。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打开，

从中抽出一张照片。汉斯接过来看了一眼，吹了声口哨：“哈，这俄国佬的崽子倒挺可爱。

”我从他手里接过照片。两个小女孩坐在秋千上，穿着条纹睡衣，怀里各抱一只泰迪熊。

秋千架是木制的，有些老旧，但很结实。扶着秋千架的是一个穿碎花裙的年轻女人，

头发在脑后挽成髻，脸上带着温柔的笑。照片最右边，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正在调整相机，

只拍到侧脸和举起的手。背景里能看见一栋木屋，院子里种着向日葵，

栅栏上晾着白色的床单。阳光很好，所有人的影子都短短的，投在长满三叶草的地面上。

我的手指开始发抖。左侧口袋里的照片边角硌着肋骨。同样在秋天，同样在阳光下，

同样是一家人。只是秋千架是铁艺的，缠绕着常春藤。女人围着绣有勿忘我花的围裙，

两个女儿穿着巴伐利亚传统连衣裙，金色的发辫上系着蝴蝶结。调整相机的男人是我自己。

那是1939年夏天拍的。两个月后战争爆发，我被征召入伍，派往东线。

临走前莉莎把照片塞进我口袋，说：“每天看一次，看完就回来。

”我已经看了三年零四个月。铁门突然被撞开，寒风裹着雪片扑进来，

瞬间在水泥地面铺开苍白的扇形。两个士兵抬着一副担架挤进门口，

担架上的人穿着德国灰的制服，领章在煤油灯下泛着幽光。“医生！”其中一个士兵大喊，

声音里带着哭腔，“快救救少尉！”我收起照片，快步走过去。担架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军官，

大概二十四五岁，面容英俊，只是此刻惨白如纸。他的左腿从膝盖以下已经没了，

残肢用止血带胡乱扎着，纱布完全被血浸透，还在往外渗。“怎么伤的？”“地雷。

在工厂区踩到地雷了。医生说，求求你救救他……”“抬到二号台。”我转向汉斯，

“准备截肢，快。”汉斯愣在那里，手里还拿着那条沾血的引流管。“汉斯！”他回过神，

扔下管子冲向药品柜。我俯身检查少尉的残肢，止血带扎得太松，动脉还在出血。

我重新勒紧止血带，少尉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眼睛半睁，嘴唇翕动，想说什么。“别说话。

”我按住他，“腿保不住了，但命能保住。”他点点头，眼泪从眼角滑落，流进耳朵里。

“医生。”汉斯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很轻，很犹豫，“那个俄国人……”我回头。

俘虏的胸腔引流才流到一半，搪瓷盆里只有薄薄一层底。但二号台上的少尉已经等不及了，

他的血压在下降，瞳孔开始涣散，随时会休克。“继续引流。”我说，“给他加个毯子，

别冻着。”汉斯点点头，跑过去给俘虏盖毯子。我拿起手术刀，

对准少尉残肢上那些已经坏死的组织。这一夜还很长。二少尉的截肢手术做了四十分钟。

没有麻醉剂，我只能用最快的速度下刀。他的惨叫在地下室里回荡，

震得煤油灯火苗不停跳动。二号台旁边的伤员们别过脸去，不敢看。

角落里那个没了双眼的老兵开始念祷词，声音低沉，像教堂里的风琴。四十分钟后，

少尉的残肢被缝合完毕，裹上干净的纱布。他还活着，只是昏过去了。

我给他打了一针吗啡——最后三支中的一支，让他能睡个好觉。“抬到三号区。

”我对抬他来的两个士兵说，“注意保暖，明早给他喝点热水，如果还有热水的话。

”他们点点头，抬着担架走了。我站在手术台前，两条腿像灌了铅。低头看自己的手，

还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只是因为累。三天没合眼了，上一次睡觉还是在昨天下午，

靠着墙眯了二十分钟，被炮声震醒。“医生。”汉斯走过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

“喝点水。”水是凉的，带着铁锈味。但我还是一口气喝完了，抹抹嘴，看向俘虏那边。

他还活着。毯子盖在身上，只露出缠满绷带的胸口和那张苍白的脸。引流管还在工作，

暗红色的液体一滴一滴流进搪瓷盆，盆底已经积了浅浅一层。“引流了多少？

”“大概……三百毫升。”汉斯说，“流速慢了，应该快止住了。”我点点头，走过去蹲下，

检查俘虏的瞳孔。他对光有反应，收缩正常。体温有点高，但还不至于致命。

胸腔里没有新的出血迹象，那三块弹片取得很干净。“你运气不错。”我用俄语说，

“再偏两毫米就划破心包了。”他睁开眼睛看着我，那灰蓝色的眸子在煤油灯下显得很亮。

他嘴唇翕动，又吐出那个词：“谢谢。”我没有回答。站起来走到药品柜前，

从最里面的格子里摸出那支吗啡——最后一支。我犹豫了三秒钟，然后走回俘虏身边，

把针头扎进他的静脉。“这是最后一支。”我说，“你很幸运。”他的眼睛眨了眨，

瞳孔开始放松，疼痛带来的紧绷从脸上褪去。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喃喃道：“娜塔莎……”又是这个名字。我转身准备离开，他忽然伸出手，抓住我的手腕。

那只手冰凉，骨节分明，力气却大得惊人。“照片。”他说，“还给我。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染血的合影，递给他。他用双手捧着，眼睛盯着照片上的两个小女孩，

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向我的左胸口袋。“你也有。”他说。不是疑问，是肯定。

我没有说话，只是掏出自己的照片递给他。他用双手接过去，像捧着圣物一样，

小心翼翼地端详。“你妻子？”“是。”“两个孩子？”“女儿们。六岁和四岁。

”他点点头，又看看照片上的莉莎和女儿们，然后还给我。我把照片塞回口袋，

贴着心脏的位置。“她们叫什么？”他问。“莉莎。格蕾塔和安娜。”“德国名字。

”他轻轻笑了一下，笑容扯动伤口，又疼得皱起眉，“我女儿叫安娜和卡佳。

我妻子叫娜塔莎。我父亲……他叫伊万，在基辅牺牲了。去年九月。”我沉默着。

煤油灯里的火焰跳了跳，油脂快烧尽了。汉斯拿来新油壶，往灯座里添油，

火焰重新明亮起来，照亮地下室每一个角落。“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我问。“学生。

列宁格勒大学建筑系。”他说，“战后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想设计一座桥，

横跨涅瓦河的大桥，两边有观景台，人们可以在上面散步，看日出日落。”我听着，

没有接话。设计房子曾经也是我的梦想。玻璃顶的画室，朝北的光线，莉莎在里面画向日葵，

女儿们在院子里荡秋千。“你呢？”他问。“医生。慕尼黑。战前有自己的诊所。

”“很好的职业。”他说，“救人的职业。”我苦笑了一下。救人的职业。我看了看周围，

地下室里躺着三十多个伤员，其中一半可能活不到明天。走廊里还堆着二十几个，轻重不一，

但没有足够的药品、没有足够的手术器械、没有足够的人手。我每天都在做选择：谁先救，

谁后救，谁放弃。这算什么救人的职业？“医生。”他又开口了，声音很轻，

“你不应该救我。”“为什么？”“因为我是敌人。”他看着我，“我们是敌人。

你的国家在杀我的同胞，我的国家在杀你的同胞。你救了我，明天我可能又会拿起枪，

杀死你的战友。”我盯着他的眼睛，那双灰蓝色的眼睛。“你会的吗？”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摇摇头。“我不知道。”他说，“我恨这场战争。我恨它夺走了我父亲，

夺走了我的大学，夺走了我所有的一切。但我不知道如果伤好了，被送回战场，

我会不会继续开枪。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不知道。”我点点头。这是一个诚实的回答。

“我也不知道。”我说，“我救你，不是因为什么高尚的理由。只是因为……你有照片。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笑容没有牵动伤口，很轻松，像个孩子。

“那我们是两个傻瓜。”他说，“为了照片救人的傻瓜。”我也笑了。很久没有笑过，

脸颊的肌肉有些僵硬，但确实是在笑。铁门外传来脚步声。沉重的皮靴踏在结冰的地面上，

一下一下，越来越近。我和俘虏对视一眼，笑容同时凝固。汉斯的脸白了。门被推开，

党卫军上校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他的皮大衣上落满雪，

肩上和帽子上积了薄薄一层白。他站在那里，像一尊黑色的雕像，目光扫过地下室，

最后落在我身后的手术台上。俘虏还躺在那里，身上盖着毯子，缠满绷带的胸口微微起伏。

“医生。”上校开口了，声音低沉，像冻裂的土地。“上校。”我站直身体。他走进来，

皮靴踩在水泥地上，每一步都清晰可闻。他走到手术台前，低头看着俘虏，看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掀开毯子的一角，露出俘虏身上的绷带。“这是谁？”“伤员。”我说，

“刚做完手术。”“我问的是，他是谁。”我的喉咙发紧。汉斯站在旁边，整个人都在发抖。

“战场上抬下来的。”我说，“第24装甲师的。身份证明丢了，可能是被炮火炸没了。

”上校盯着俘虏的脸。俘虏睁着眼睛，眼神空洞，面无表情。吗啡让他处于半昏迷状态，

这反而是最好的伪装。“第24装甲师昨天已经覆灭了。”上校缓缓说。“他是前天受伤的。

”我接道，“昏迷了两天。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可能是脑震荡。”沉默。

煤油灯的火苗在穿堂风中跳动，把影子拉得忽长忽短。上校的手还按在毯子上，

指尖摩挲着粗糙的军毯布料。然后他放下毯子，转身面对我。“医生，你在撒谎。

”我的心跳停了一拍。“这个人的脸型、肤色、骨骼，不是德国人。”上校说，

“我见过几千个德国士兵，也见过几百个俄国俘虏。他是俄国人。”我张了张嘴，想辩解，

但什么都说不出来。汉斯的腿开始打颤，几乎站不稳。上校看着我，眼神平静得出奇。

“你知道按照军法，窝藏敌方人员是什么罪吗？”我知道。枪决。立刻执行。

“你知道按照元首的命令，所有俄国俘虏都必须处决吗？”我知道。去年十月下达的命令，

党卫军执行得很彻底。“你知道我刚才在门外站了多久吗？”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五分钟。”上校说，

“我听了你们五分钟的谈话。”完了。一切都完了。我闭上眼睛，等待枪响。

上校却没有掏枪。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点燃，深深吸了一口。

烟雾在煤油灯光里盘旋上升，带着辛辣的烟草味。“我妻子也在明斯克。”他说。

我睁开眼睛看着他。“她是俄国人。”上校继续说，声音很低，像在自言自语，

“我们在华沙认识的，1939年。她是战俘营的翻译，我是看守。后来我们相爱，结婚，

她怀孕了。1941年，她被送回去交换战俘，带着我的孩子。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你知道明斯克现在是什么样子吗？”我知道。

报纸上写过，广播里播过。明斯克，俄国西部的重要城市，已经被德军占领。

那里的犹太人在隔离区里等死，那里的俄国人在饥饿中挣扎，那里的游击队在森林里活动，

那里的党卫军在执行“最终解决方案”。“我的儿子今年三岁。”上校说，

“他应该叫我爸爸。但他不会，因为他从来没见过我。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

”他猛吸一口烟，把烟蒂扔在地上，用皮靴碾灭。“两小时后转移伤员，所有能走的都要走。

”他转身走向门口，背对着我说，“俄国人已经渡河了，天亮前这里会变成前线。医生，

你应该带上这个俄国人，把他混在伤员里送走。也许能活下来。”他走到门口，停下脚步，

没有回头。“还有，医生。”他说，“谢谢你的吗啡。”门关上了。我站在那里，很久很久，

直到汉斯碰了碰我的胳膊。“医生，他……他走了？”我点点头，说不出话。

俘虏的眼睛还睁着，半昏迷中隐约听见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他只是看着天花板，

嘴唇翕动，喃喃着那个名字。娜塔莎。三凌晨三点，我开始整理药品。

半脏的纱布、三把还能用的手术钳、两瓶磺胺粉、半听炼乳——那是给重伤员最后时刻喝的，

如果还有力气喝的话。吗啡用完了，最后一支给了俘虏。不，不是俘虏。他叫什么来着？

我问过他，但没说。只说过妻子叫娜塔莎，女儿叫安娜和卡佳，父亲在基辅牺牲了。

我走到手术台前，他醒着，灰蓝色的眼睛在昏暗中发亮。“你叫什么名字？”他愣了一下，

然后说：“伊万。伊万·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伊万。”我点点头，

“两小时后我们要转移，所有能走的伤员都要走。你跟着走，混在德国伤员里，

记住你的新身份。”“新身份？”“弗里茨·韦伯，第24装甲师第24掷弹兵团下士，

在工厂区被弹片击中胸部，脑震荡导致失忆。你的证件会在敌人手里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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