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屈辱的散伙饭
红酒泼在衬衫上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十年婚姻,不过是一场我单方面认真演出的笑话。
“韩宇,你连个年终奖都拿不回来,还配坐这张桌子?”王颜多丽冷笑,指尖轻点高脚杯,眼神却飘向坐在对面的高伟。他正慢条斯理地切着牛排,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像在看一出早就写好结局的剧。
我没说话,只是低头看着胸前那片猩红,像极了我们结婚证上褪色的印章。餐厅灯光柔和,背景音乐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可这顿所谓的“家庭聚餐”,从头到尾,没人把我当家人。
高伟举起酒杯:“多丽,别生气了,有些人天生就是拖后腿的命,离了他,你才能飞得更高。”
她笑了,笑得释然,也笑得决绝:“你说得对。”
我缓缓站起身,椅子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声响。整层楼的人都看了过来。
“这杯酒,我受了。”我说,“但你们欠我的,迟早要还。”
我转身走出餐厅,没回头。可我知道这场戏,才刚刚开始。
十年前,我是人人羡慕的韩家独子,名校毕业,进了市里最大的建筑设计院。王颜多丽是美术学院的校花,清冷如雪,一笑倾城。我们恋爱三年,结婚五年,所有人都说我们是天作之合。
可谁也没想到,我会亲手把她的手,递给别人。
那时公司接了一个国际竞标项目,我被任命为总负责人。连续三个月加班到凌晨,胃出血住院那天,医生让我静养两周。我打电话给王颜多丽,想让她来陪护。
她回了一句:“我在陪高伟改方案,你不是最懂独立吗?”
高伟,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推荐进公司的副手。他口才好、情商高,总能在领导面前说出我想说却不敢说的话。渐渐地,项目组的人都开始绕过我,直接找他汇报。
我病愈返岗那天,发现自己的办公室门牌换了“项目总监:高伟”。
而我的工位,被挪到了走廊尽头的隔间,桌上贴着一张便签:“临时调整,请理解。”
没人通知我,没人解释。只有人事部发来一封邮件:因“工作调整”,原岗位职责暂由他人代管。
我去找总经理理论,却被一句“大局为重”打发了事。
后来才知道,王颜多丽亲自去了总经理家“拜访”,还送了一幅亲手画的山水画。
那晚,我蹲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
她说:“你现在这样,真让人失望。”
然后走进卧室,反锁了门。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行了。
曾经的设计才华、行业口碑,仿佛一夜之间蒸发殆尽。亲戚朋友问我近况,我都笑着说“还好”。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已经快撑不住了。
直到那天晚上,我无意中翻到她的手机相册。
一张照片藏在“私密相册”里她和高伟在三亚的海边拥吻,时间是去年我住院期间。
下面还有聊天记录:
(高伟:等韩宇彻底倒台,我们就公开)王颜多丽:别急,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我们幸福。
那一刻,心死了。
但我没有哭,也没有闹。
我把所有证据备份,悄悄注册了一个新社交账号,开始研究海外建筑竞赛。
同时,我联系了之前合作过的德国事务所,投出了简历。
一个月后,我收到回复:他们愿意提供高级设计师职位,并协助办理工作签证。
我决定离开,走之前,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把这些年参与项目的成果整理成册,匿名寄给了行业权威杂志;
第二,将王颜多丽与高伟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开房监控截图打包上传至云端加密存储;
第三,辞去工作,搬出婚房,只带走一台笔记本和一本旧相册。
临走那天,下着雨,我站在楼下回头看了一眼我们的家,六楼的灯亮着。
我知道她在等高伟。
我没有留一句话,三个月后,我在柏林落地。
新生活并不轻松,语言障碍、文化差异、高强度工作压得我喘不过气。但每当我疲惫时,就会打开那个加密文件夹,看看那些曾让我痛彻心扉的证据。
它们不是为了报复,而是提醒我自己
不要忘了为什么出发。
一年半后,我主导设计的“光之桥”项目获得欧洲青年建筑师大奖,登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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