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手机还给老郑。
老郑把手机揣回兜里,剥了颗花生扔嘴里。
“帐号密码都在上面,三万六,朋友圈三百多个人都看见了。”
我说看见就看见吧。
窗外晒衣架上挂着我俩的衣服,还有白天洗的两块尿布。风一吹,晃来晃去的。
搬家那天,儿子把主卧腾出来让我们住。
我说不用,次卧就行。
儿媳说:“住主卧吧,次卧朝北,冬天冷,怕你们老胳膊老腿受不了。”
听着像体贴,但“老胳膊老腿”四个字扎在耳朵里,拔不掉。
我和老郑搬东西的时候,老郑在主卧床头柜底下发现了一张纸。
是出租屋的租房合同。白纸黑字,甲方某某房东,月租金两千八百元整。
不是四千八。
老郑拿着那张纸看了半天,把它折好,塞进了自己的内衣口袋。
我看见了,没问。
我们在儿子家住下了。主卧有一张一米八的席梦思床,我和老郑第一晚睡上去的时候,老郑翻了个身说:“太软了,腰悬着。”
我说慢慢习惯吧。
他又翻了个身:“还是出租屋那个铁架床睡着踏实。”
住进来之后,规矩更多了。
儿媳贴了一张表在冰箱上,标题是“家庭公约”:
一、室内不得穿外面的衣服,进门必须换家居服。
二、做饭时必须开抽油烟机并关厨房门。
三、洗衣服分三桶:大人的衣服、孩子的衣服、内衣。
四、晚上十点后不得发出声响。
五、每周日家庭聚餐,费用AA制。
我在食堂管过一千多人的伙食,规矩我懂。部队食堂的卫生标准我都背过。但“费用AA制”五个字我是第一次在自家饭桌上见到。
老郑看了那张表,指着第五条问我:“AA制啥意思?”
我说就是各付各的。
他想了一下:“那咱俩吃的那份,是不是也得交钱?”
我说应该是。
他点了下头,没再说话。
第一个周日,儿媳在手机上点了一桌外卖——寿司、刺身、日式咖喱,加起来三百八。吃完她打开计算器:“一共四个大人,人均九十五,爸妈那份一百九。”
老郑从兜里掏钱的时候,手指头摩挲了半天。两张百元的,一张是旧钱,皱巴巴的,另一张更旧,角上还有一个破洞。
儿媳接过去的时候,用指尖捏着钱的边缘。
老郑说:“那个寿司我一口没吃。”
儿媳说:“那下次你们可以单独做,不参加也行。”
老郑说:“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
我拽了一下他的袖子。
他把后半句话咽回去了。
那天晚上我在厨房洗碗,听见卧室里老郑用一只手机在按数字。他在算账。
四千八减两千八,一个月多收两千。我们住了两个月出租屋,多交了四千块。加上押金多收的四千,一共八千。
八千块钱。老郑焊二十六个半铁大门。
儿媳的妈来了。
方阿姨,退休前在区财政局做出纳,烫着一头密密的小卷毛,进门就拎着两个纸袋子。
一个是给小米粒的——某牌子婴儿连体衣,标签上印着一千三百块。
一个是给儿媳的——一条真丝围巾,看不见价签,但包装盒上印着英文,我不认识。
方阿姨进门换了鞋,看了看客厅,又看了看我和老郑,笑了一下:“搬过来了?好好好,一家人住在一起热闹。”
她坐在沙发上,拍了拍旁边的位子让老郑坐。老郑刚坐下,她就闻了一下,笑着说:“建哥是不是刚从外面回来?先洗个手再坐吧,外面灰大。”
老郑站起来去洗手了。
方阿姨把连体衣从袋子里拿出来给我看:“这个牌子是芬兰的,面料是有机棉,不含荧光剂。孩子穿着最安全。”
我点了下头。
我给小米粒带的衣服都是老家镇上的童装店买的,一件三四十块。来了之后儿媳一件都没让穿过。她说面料成分不明,怕过敏。
那些衣服现在还压在蛇皮袋底下,一件没动。
方阿姨跟我聊天:“大姐,你退休前做什么工作的?”
我说在学校食堂。
“哦——食堂。”她拖了个长音,“那挺辛苦的。”
我说还行。
“收入怎么样?”
“一个月两千三,退休后养老金一千一。”
方阿姨没再问了。她转头跟儿媳说话,说起她们小
《凌晨三点烧锅蒸的馍,被儿媳随手丢进上海的垃圾桶》我老郑全本阅读_(我老郑)全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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