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荷城到川东,一千二百公里。
蒋君荔带着令宜坐了九个小时的火车,又转了两个小时的大巴,最后在镇上的破旧车站下了车。
令宜在路上发了一次烧,嘴唇紫得发黑,把蒋君荔吓得浑身发冷,好在包里备着药,喂下去之后慢慢退了烧。
出了车站,眼前是熟悉又陌生的乡镇街道。
五年没回来了,镇上新修了几栋楼,但主干道还是那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两边的梧桐树倒是长得比记忆里高了很多。
从镇上到村里,还有三公里路。
没有公交车了,蒋君荔在路边拦了一辆拉货的三轮车,给了师傅二十块钱,连人带箱子颠簸了二十分钟,终于到了村口。
村子不大,百来户人家,依着一座小山包错落地建着。
正是傍晚时分,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升起来,空气里飘着柴火和猪食混在一起的味道。
几只土狗在村口追来追去,看见生人,汪汪地叫了几声。
蒋君荔站在村口,忽然有些迈不动步子。
令宜趴在她背上,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妈妈,到了吗?”
“到了。”蒋君荔深吸一口气,背着女儿往村东头走。
蒋家的房子是一栋二层的小楼,外墙没贴瓷砖,红砖裸露着,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斑驳。
院子里堆着几捆柴火和一堆玉米棒子,院门虚掩着,里头传来电视的声音。
蒋君荔推开院门,走了进去。
堂屋的门开着,蒋父坐在小板凳上看电视,手里端着一碗稀饭,就着一碟咸菜在吃。
蒋母在厨房里收拾碗筷,锅碗瓢盆的声音叮叮当当的。
“爸。”蒋君荔站在门口叫了一声。
蒋父抬起头来,看见门口站着的女儿和外孙女,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
他没说话,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意外,有心疼,但更多的是一股压了很久的气。
蒋母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见蒋君荔,先是一愣,然后脸色就沉了下来。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过来,目光从蒋君荔身上扫过去,落在令宜身上,声音一下子变了调:
“哎呦,这是宜宜?都长这么大了?”
蒋母蹲下身,伸手摸了摸令宜的脸,眼眶红了:
“脸色怎么这么差?嘴唇都发紫了,是不是又犯病了?”
令宜怯生生地抓着妈妈的手,小声说:“外婆好。”
“好好好,乖乖好。”
蒋母一把将令宜抱了起来,头也不回地往屋里走,
“外婆给你煮个鸡蛋去,再下一碗面条,放个荷包蛋。”
蒋君荔站在门口,看着母亲抱着女儿进了屋,全程没正眼看自己一眼。
她苦笑了一下,拎着箱子跨进了门槛。
蒋父把电视关了,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他端着那碗稀饭,喝了一口,放下,又端起来,又放下。
反复了几次,最后还是没忍住,抬起头看着蒋君荔,语气不咸不淡:
“你还知道回来?”
蒋君荔把箱子靠墙放了,在一把竹椅上坐下来,没吭声。
“六年了,”蒋父说,
“你结婚六年,就回来过一次。那一次还跟我们吵了一架,赌气走的。你妈哭了三天,你知道不知道?”
蒋君荔垂下眼睛,声音很低:“知道。”
“知道也不打个电话?”蒋父的声音有些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别的什么,
“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蒋君荔没回答。
她没办法回答。六年前她为了令恒跟父母闹翻了,母亲说荷城太远,说令恒那个人看着不踏实,说她嫁过去要吃苦。
她不听,觉得父母看不起令恒,看不起她选的这条路。
结婚后第一年回来过年,又吵了一架,她赌气连夜坐火车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
这么多年里,她不是不想家。
是不敢回来。回来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可能选错了,她蒋君荔从小到大,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认输。
厨房里传来蒋母和令宜的声音。蒋母在哄令宜吃鸡蛋,令宜小声说了句什么,蒋母就笑呵呵地说:
“好好好,不吃蛋黄就不吃蛋黄,外婆帮你吃掉,你吃蛋白,乖乖吃蛋白长身体。”
蒋父听着厨房里的动静,脸上的表情松动了一些,但对着蒋君荔还是没什么好脸色。
沉默了半晌,蒋父忽然开口,声音闷闷的:“宜宜那个病,怎么样了?”
蒋君荔抬起头。
“医生说要动手术,”她说,“必须在五岁之前做。”
蒋父皱了皱眉:“五岁?宜宜下个月就满五岁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做?”
“本来是打算今年做的。”蒋君荔说。
“本来是?”蒋父听出了话里的不对劲,眉头皱得更紧了,
“什么叫本来是?钱没凑够?”
蒋君荔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回答。
蒋母抱着令宜从厨房里走出来了。
她把令宜放在椅子上,转身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出来了,往八仙桌上一搁。
“给。”蒋母说,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蒋君荔愣了一下,打开塑料袋,里面是一沓钱。
一百的、五十的、二十的都有,新旧不一,有的皱巴巴的,有的用橡皮筋扎着。她数了数,一共两万块。
“妈,这是——”
“我跟你这些年攒的。”蒋母说,一边说一边把令宜的碗往她面前推,催她吃面,
“你弟去年去外面打工去了,这是他上个月从广东寄回来一万,说是专门给宜宜做手术用的。我跟你爸加起来攒了三万,就这些了。”
蒋父接上话:“你跟我们说,手术费还差多少?你们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该联系医院联系了没有?”
蒋君荔攥着那个塑料袋,手指捏得发白,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她怎么说?
说钱本来够了?说四十七万三千六百块,她攒了五年,逼着公公婆婆一起攒钱,四个人攒够了?
说令恒偷偷拿去炒股,全亏了?说她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孩子回来了,什么都没带回来?
她说不出口。
但蒋父蒋母都是过来人,看着她这副样子,心里已经咯噔了一下。
蒋母的脸色变了,声音有些发颤:
“君荔,你说话啊。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还差很多钱?”
蒋父也盯着她,目光又急又怕。
令宜这时候抬起头来,奶声奶气地说了一句:
“妈妈跟爸爸吵架了,爸爸骂妈妈是暴龙。”
蒋父蒋母同时一愣。
令宜学着令恒的语气,惟妙惟肖:
“爸爸说,‘你那个脾气,谁受得了?你知不知道外面人怎么说你?说你是川渝暴龙!’”
蒋母的脸一下子就黑了,筷子啪地拍在桌上。
但令宜还没说完。
五岁的孩子不懂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她只知道大人在问钱的事。
“爸爸把钱拿去买股票了,”令宜说,小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然后妈妈就哭了。妈妈从来不哭的,但是那天哭了。”
堂屋里安静了。
蒋母嘴唇哆嗦着,看看令宜,又看看蒋君荔,眼眶里的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令恒把钱拿去炒股了?那你们给宜宜做手术的钱呢?”
蒋君荔闭上眼睛,又睁开。
她知道瞒不住了。
“全被他拿走了。全亏了。股票退市了,一分钱都没了。”
蒋父手里的碗啪地掉在地上,碎成了几瓣,稀饭溅了一地。
但他没去管,他的脸色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嘴唇哆嗦了半天,终于挤出几个字来:“你说什么?”
“房子也被他拿去抵押了,”蒋君荔继续说,像是要把所有的伤口一次性撕开,
“我跟令恒离婚了,上个月办的手续。”
蒋母的身子晃了一下,扶住了桌沿才站稳。她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蒋母忽然扑过来,一把抓住蒋君荔的手,又急又痛地喊:“你这个死丫头!当初我跟你爸怎么说来着?
我说荷城太远了,我说那个令恒看着不踏实,我说你嫁过去要吃苦!
你不听啊,你非要嫁,你说我们看不起他,你说你过得好得很!你赌气走了,五年不回来,你知不知道我跟你爸这五年是怎么过的?
我们天天看天气预报,看到荷城下雨就担心你有没有带伞,看到荷城降温就担心宜宜会不会感冒!
你受了委屈你不跟家里说,你一个人扛着,你扛得住吗你!”
蒋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整个人都在发抖,但她抓着蒋君荔的手死死不放,好像一松手女儿就会消失一样。
蒋父站在旁边,脸别过去,肩膀一耸一耸的,没发出声音,但眼泪顺着那张黝黑粗糙的脸往下淌。
蒋君荔的眼泪终于没忍住。
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掉在母亲粗糙的手背上,掉在桌上那碗还没动的面条里。
五年来,她在荷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在令恒面前没有,在公公婆婆面前没有。
可回到这个破旧的小院子里,坐在这个连瓷砖都没贴的堂屋里,听着母亲哭着喊她“死丫头”,她那堵筑了五年的墙,忽然就塌了。
“妈,”蒋君荔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对不起。”
蒋母一把把她搂进怀里,像搂一个小孩一样,一只手搂着她,一只手拍她的背,一边哭一边骂:
“你个没良心的,你还知道回来,你还不给我们打电话,你一个人在外面受了那么多委屈你都不说,你是想气死我跟你爸是不是……”
令宜坐在椅子上,端着她的小碗,看着妈妈和外婆抱在一起哭,小脸上满是不解。
她伸出小手,拉了拉蒋君荔的衣角:
“妈妈,你怎么又哭了?外婆也哭了。你们不哭好不好?”
蒋君荔弯下腰,把女儿也揽进怀里,一家三代人抱在一起。
蒋父在旁边站了一会儿,用袖子狠狠地擦了一把脸,走过来,把桌上的塑料袋往蒋君荔面前推了推,声音粗声粗气的,但每个字都在抖:
“拿着。这些钱不多,但能顶一阵子。你弟说了,下个月发了工资再寄回来。
我明天去镇上问问,看看有没有什么大病救助的政策,听说现在国家有那种——”
“爸,”蒋君荔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这钱我不能要,你们自己留着——”
“少废话!”蒋父的声音忽然拔高了,但眼眶红得吓人,
“不是给你的,是给宜宜的!我外孙女的命,不比这些块钱值钱?”
蒋母也擦干了眼泪,吸了吸鼻子。
“行了行了,都别哭了。君荔,你先吃饭,面都坨了。
吃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看看接下来怎么办。
宜宜的手术不能再拖了,我们想办法,一个办法不行就想第二个,总会有办法的。”
蒋君荔端起那碗坨了的面条,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令宜窝在外婆怀里,小手摸着外婆粗糙的指节,忽然仰起头来,认认真真地说了一句:
“外婆,妈妈很厉害的。妈妈一个人攒了好多好多钱,是爸爸不乖,把钱弄丢了。
但是妈妈没有哭,妈妈从来不哭的。”
蒋母的眼泪又下来了,但这次她笑了,一边笑一边抹眼泪:
“对对对,你妈妈最厉害了。你妈妈从小就是个犟脾气,认准了的事情,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当年非要嫁那么远,我们拦都拦不住——”
“妈,”蒋君荔打断她,嘴里还含着面条,声音含混不清,“别说了。”
蒋母看着她那副狼狈的样子,忽然笑了,笑得很用力,眼泪啪嗒啪嗒地掉: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你吃面,吃完了妈给你铺床去。”
窗外,天彻底黑了。
蒋君荔看着父母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腰身、粗糙的双手,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她想起五年前,她执意要嫁去荷城的时候,父亲站在村口,一句话都没说,就那么看着大巴车开走。
母亲追着车跑了几步,喊了一句“到了给家里打电话”,然后就蹲在路边哭了很久。
那时候她觉得父母不懂她,觉得他们看不起令恒,觉得他们在控制她的人生。
现在她才明白,父母不是不懂她,是太懂她了。
他们知道她犟,知道她要强,知道她受了委屈也不会吭声。
他们反对她远嫁,不是因为荷城不好,是因为他们怕——怕女儿受了委屈的时候,他们够不着,帮不上,只能在家里干着急。
“爸,妈,”蒋君荔说,声音有点抖,但她努力稳住了,
“对不起。以前是我不懂事。”
蒋父摆了摆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辣得直咳嗽,但嘴角弯了一下——那是五年来的第一个笑,虽然比哭还难看。
蒋母走过来,把女儿的头搂进怀里,像搂一个小孩子一样,轻轻地拍着她的背。
“傻闺女,”蒋母说。
“跟爸妈说什么对不起。以后有事就跟家里说,天塌了,爸妈跟你一起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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