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朝兴亡记(顾澜林谦)无弹窗小说免费阅读_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大朝兴亡记顾澜林谦

崇宁十四年的秋天—————————————— 崇宁十四年的秋天，崇宁十四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天边最后一缕霞光正被暮色吞没。长安城的街道上已经点起了灯，远远近近的，像是谁在棋盘上胡乱撒了把棋子。他站在户部衙门的台阶上，深深吸了一口凉气，肺腑间顿时充满了桂花的甜腻和不知哪户人家飘来的炊烟气息。，今年春天才中的进士，殿试时得了三甲第七十八名，不算好，也不算太坏。运气好的是，他被分到了户部——六部之中，户部最肥。但他的运气似乎又没有好到家，因为等着他的第一个差事，是在度支司做一个小小的七品主事，每日与账簿、数字、奏销打交道的度支司。，也是最容易出错的所在。，有的去了吏部，有的去了刑部，有的放了外任，一走就是富庶之地的知县。上个月，同年聚会时，去了吏部的赵文渊穿了一身崭新的湖绸直裰，笑嘻嘻地拍着他的肩膀说：“顾兄，在度支司管管账目，清闲自在，也是美差。”那语气里的同情，比怜悯更让人受不了。。他只是笑了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脑子里转着的却不是这些。他在想着值房里那摞账册——这个月的赋税数据，和上个月相比，又少了。“顾主事，还不回去？”身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是值房里负责抄录的老吏丁翁。这老头儿在户部待了三十多年，从崇宁皇帝他爹仁熙皇帝的时候就在了，算得上是户部的活化石。他佝偻着背，手里提着一盏昏黄的灯笼，脸上的皱纹像是被揉皱的宣纸。“丁翁，我再看会儿。”顾澜说。“看也没用。”丁翁从他身边走过，丢下这么一句话，步履蹒跚地消失在长长的甬道里。。，从他穿过朱雀大街，走过东市的牌坊，直到他回到崇仁坊租住的那间小院，都没能散去。
小院里已经亮起了灯。房东王寡妇在院子里收晾晒的衣裳，见他回来，扯着嗓子喊了一句：“顾相公，你那个同乡来了，等了你小半个时辰了。”
顾澜愣了一下，快步走进屋里。
来人正坐在堂屋里喝茶，见他进来，站起来抱拳笑道：“顾兄，好久不见。”
是林谦。他的同乡，也是同年进士。林谦今年二十六，比顾澜大三岁，生得面如冠玉，仪表堂堂，说话时总是带着三分笑意，让人觉得如沐春风。殿试时，林谦的名次比顾澜高得多，二甲第九名，直接被分到了翰林院。翰林院是什么地方？那是宰辅的摇篮。朝中重臣，十有八九都是翰林出身。
顾澜与林谦的交情，始于在京备考的那段日子。两人租住在同一座院子里，一起温书，一起在院子里吃烧饼，一起骂考官出的题目狗屁不通。后来顾澜中了三甲，林谦中了二甲，两人都没断了往来。在长安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同乡二字，就是最牢靠的缘分。
“怎么来了？”顾澜脱下官服的外袍，挂在衣架上，顺手给林谦倒了杯茶。
林谦接过茶杯，倒也没喝，放在桌上，压低声音道：“顾兄，你听说了吗？江南的漕运出事了。”
顾澜的手顿了一下。
漕运是朝廷的命脉。大周定都长安，关中土地贫瘠，不足以供养皇城百万军民。每年，江南的粮食通过大运河一路北上，经汴州、郑州运入长安。这条漕运线路，就像一条大动脉，维系着整个帝国的生命。漕运一出事，就是天大的事。
“出什么事了？”顾澜问。
“今年的漕粮，比定额少了四成。”林谦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户部报上来的数字是两成，但翰林院那边有个老学士，他儿子在漕运总督衙门当差，说实际缺额是四成。”
顾澜沉默了片刻，说：“数字到了御前，户部不会不知道轻重。”
“户部知道轻重，但漕运总督不知道吗？”林谦苦笑了一声，“顾兄，你想想，漕粮的缺额若是报上去了，漕运总督的顶戴还保得住吗？下面的官吏层层隐瞒，到了户部这儿，能看到的数字，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
顾澜握着茶杯的手微微收紧。他想起了值房里那摞账册，想起了这个月比上个月又少了的赋税数字。那些数字冰冷、精確，像是一道道算术题，算到最后，得出的结果却让人心惊。
“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顾澜问。
林谦摇摇头，从袖中抽出一封信，递给他：“我有个同年，去年放了苏州吴江县的知县。这是他写给我的信，你自己看。”
顾澜展开信纸，就着油灯昏黄的光，一行行看下去。信的字迹潦草，写得很急，有些地方墨迹洇开，像是写信的人心情激荡，手不稳。
“……吴江县今年夏税，比定额少了三成。非独我县如此，周遭各县，皆如是。百姓逃亡者众，田土抛荒者多。问其缘由，胥吏言曰‘消折’。何为消折？田还是那块田，种地的却跑了。跑哪里去了？或入山林为匪，或投靠豪强为奴。田赋一加再加，徭役一重再重，百姓不堪其苦……”
顾澜看完，将信纸递还给林谦，没有说话。
“顾兄，你看出什么了？”林谦问。
顾澜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院外的夜风吹进来，带着丝丝凉意。他望着夜空中的点点繁星，良久，才说：“我看到的，不只是吴江县的问题。”
“哦？”
“赋税减少，表面上是百姓逃亡，田土抛荒。”顾澜缓缓说道，“但你仔细想，百姓为什么要逃亡？是因为税重。税为什么要加重？因为朝廷用度浩繁。朝廷为什么用度浩繁？因为冗官、冗兵、冗费。这是一个死循环，越收越少，越少越收，越收百姓越跑，百姓越跑越收不上来。”
林谦沉默了一会儿，低声道：“你说得对。但朝中诸公，没人愿意看见这个。”
“因为这个死循环一旦摆在台面上，就等于在说，朝廷过去二十年的所有政策，全都错了。”顾澜转过头，看着林谦，“没有人会承认自己错了，更没有人会承认一个二十三岁的七品主事说得对。”
林谦望着他，眼神复杂，既有钦佩，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担忧。
“顾兄，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有一天，你的这些话，会成为杀头的罪名。”
顾澜笑了笑，笑容里有些苦涩：“所以我只在你面前说。”
两人又说了几句闲话，林谦便告辞了。顾澜送他到院门口，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的夜色里，站了很久才转身回屋。
油灯的火苗跳了跳，他在书案前坐下，铺开一张纸，提笔写道：
“崇宁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林谦来，言及江南漕运事。去岁漕粮缺额四成，户部所报仅两成。吴江县夏税减三成，百姓逃亡日众……”
写到这里，他停了笔，看着纸上的墨迹。这算什么呢？日记？札记？还是某种更危险的东西——记录？
他想起今天在值房里看到的那些账册，想起丁翁说的那句“看也没用”。也许丁翁是对的，他一个七品主事，看了那些数字，除了让自己睡不着觉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顾澜把笔搁下，吹灭了灯。
黑暗中，他睁着眼睛，望着窗棂上透进来的淡淡月光，久久不能入睡。
他想起小时候在老家，家乡的塾师教他读史书，读到历代兴亡之事。那时他年纪小，不懂为什么一个王朝会衰落，为什么盛世会变成乱世。塾师摸着花白的胡子说：“澜儿，你要记住，王朝的衰亡，从来不是一日之功。就像一个人生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但那病根，是早就埋下了的。”
他那时候听不懂，现在似乎懂了一点。
第二天一早，顾澜照常去户部当值。
户部衙门的格局，他早就摸得一清二楚——坐北朝南，三进院落，大门是五间三启的样式，檐下悬着“户部”二字匾额，听说是前朝书法大家的手笔。进大门是前院，两边是书吏的班房。过了仪门是中院，正堂是户部侍郎议事的地方。再往后是后院，是户部尚书的官廨。
顾澜所在的度支司，在前院东边的跨院里，三间平房，挤着十几个人。他是七品主事，在这个院子里算不上什么人物，上面有郎中、员外郎，下面还有一堆九品、未入流的书吏。
他进了值房，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翻开昨天的账簿，继续查核。
这些账簿按照州县排列，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了全国各地每年的赋税收支。顾澜正在看的是河南道的账册。河南道是大周的核心区域，包括汴州、郑州、汝州等地，这些地方土地肥沃，人口稠密，本该是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
但顾澜看到的数字，让他皱了皱眉。
“丁翁，你来看看这个。”他招手叫过丁翁。
丁翁慢吞吞地走过来，凑过头去看。
“开封府今年的夏税，比崇宁九年少了将近四成。这个数字对吗？”顾澜指着账册上的一行记录。
丁翁看了半天，慢悠悠地说：“账面上看，是对的。”
“账面上？”顾澜敏锐地捕捉到了他话里的意思。
丁翁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转身走开了。
顾澜盯着那行数字，脑子里飞快地转着。他拿起另一本账册，翻开崇宁九年的记录，找到开封府的数字，两相对照。没错，少了将近四成。他又翻了崇宁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的记录，一个触目惊心的趋势展现在他面前——开封府的赋税，从崇宁九年开始，几乎一年比一年少，到了今年，已经跌到了九年前的四成。
这不是个例。他继续翻看其他州县的账册，发现几乎整个河南道的赋税都在下滑，只是幅度不同。有些地方下滑得厉害，有些地方稍微好一些，但没有一个州县能维持崇宁初年的水平。
顾澜放下账册，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了去年在老家听到的一件事。老家的一个远房表叔，原本种着二十亩地，日子过得不错。但去年，他把地卖了，带着全家搬到了山里。顾澜的母亲在信里说，表叔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税赋一年比一年重，还有杂七杂八的差役，动不动就被胥吏敲诈，种地的收入，还不够交税的。
“顾主事，”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姚郎中让你过去一趟。”
顾澜睁开眼，是司里的小吏赵四。他点点头，整理了衣冠，朝姚郎中的值房走去。
姚郎中名唤姚文彬，五十多岁，做了十几年郎中，资格老，关系硬，但人还算正派，不太难为下属。他的值房在跨院的正房，比其他人宽敞些，但也宽敞不到哪里去，桌上堆满了文书。
“大人，您找我。”顾澜躬身行礼。
姚文彬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书递过来：“江南转运司来了公文，你拟个稿回复。”
顾澜接过来，展开细看。公文是江南转运副使周怀仁发来的，说的是今年江南部分州县遭了水灾，请求减免赋税，并调拨钱粮赈济。公文写得很长，引经据典，词藻华丽，但顾澜看下来，只觉得通篇都是在诉苦——水灾有多严重，百姓有多困苦，地方财政有多艰难，如果不减免赋税、不调拨赈济，恐怕会出大乱子。
他看完，抬头看着姚文彬：“大人，这个稿子，按什么章程拟？”
姚文彬说：“按去年的旧例拟。”
“去年的旧例，”顾澜犹豫了一下，“是减免三成，调拨钱粮五万石？”
“嗯。”姚文彬点点头，似乎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顾澜想了想，说：“大人，下官斗胆问一句，去年的减免和赈济，效果如何？漕运总督衙门那边传来的消息，今年的漕粮缺额有四成，江南的灾情恐怕不是减免三成、调拨五万石能解决的。”
姚文彬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瞬，那目光里有审视，有警告，还有一丝顾澜看不透的东西。
“顾主事，”姚文彬的声音不高不低，“你是七品主事，你的差事是拟稿。减免几成、调拨多少，那是上面决定的事。”
顾澜心里一沉，躬身道：“是，下官明白。”
他拿着公文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铺开稿纸，提起笔。笔墨在纸上铺开，他一字一句地写着，字迹工整，措辞得体，一切都符合规矩。但他心里知道，这封公文发出去，江南的百姓拿到手的，不过是一张写着空话的纸。
规矩。
顾澜发现自己越来越厌恶这个词。规矩告诉你，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不该想的别想。规矩告诉你，你是七品主事，上面有郎中、员外郎，再上面有侍郎、尚书，你的责任就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做事，至于那些指示对不对，不是你该操心的。
但顾澜就是忍不住要操心。
午时，他独自去户部衙门旁边的面摊吃午饭。一碗阳春面，两个烧饼，寡淡无味，但他吃得很认真，一口一口，不紧不慢。面摊上坐满了吃饭的胥吏和差役，人声嘈杂，有人在谈论漕运的事，有人在骂今年的物价又涨了，有人在说某部的某个员外郎纳了个小妾，花了多少银子。
顾澜埋头吃面，耳朵却没有闲着。
“……听说北边又不消停了，鞑子的骑兵过了关，杀了好几个村子的人……”
“……哪个北边？河套那边？”
“可不是嘛，河套那边的总兵报上来了，朝廷说要派兵，但兵部那边说没银子，吵了好几天了……”
“……没银子？朝廷怎么会没银子？盐铁专卖一年多少银子你知道吗？”
“知道又怎样？那些银子到了哪里，你心里没数？”
说话的人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没有再说下去。
顾澜吃完了面，付了钱，回到值房。下午的活不多，他把拟好的稿子交给姚文彬过目，姚文彬看了两眼，点点头，让他誊清后发出去。
傍晚散步的时候，顾澜没有急着走。他坐在值房里，等所有人都走了，才重新打开那摞河南道的账册，一页一页地翻看。
他看得极慢，每个数字都要看几遍，在心里反复核算。他发现一个规律——赋税下滑最严重的，不是最穷的地方，而是最富的地方。开封府、郑州、汝州这些原本赋税最重的富庶之地，下滑幅度最大。而那些原本就不怎么富的地方，下滑幅度反而小一些。
为什么会这样？
顾澜想了很久，渐渐想明白了。富庶之地税负重，百姓勉强还能承受。但税负一年年加重，到了某个临界点，百姓承受不住了，就开始逃亡。能逃亡的，是那些本来就没有太多牵挂的佃户和自耕农。而那些富裕的大户，有田产、有家业，逃不了，但他们有办法把税负转嫁到佃户身上。转嫁到一定地步，佃户也承受不住了，也逃亡了。田没人种，赋税自然就收不上来了。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而且，这个恶性循环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因为税负越重，逃亡越多；逃亡越多，剩下的百姓税负越重；越重，逃亡越多。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快，直到最后，整个地方的经济彻底崩溃。
顾澜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想起了林谦带来的那封信，想起了吴江县百姓逃亡的记载。他不只是看到了一县一地的个案，他正在看见一个覆盖整个帝国的普遍趋势。
这个趋势叫什么名字？
他想起一个词——经济塌缩。
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他是在一本前朝的笔记里看到的，那本笔记的作者，是一个亲眼看着前朝覆灭的遗民。那位遗民在笔记里写道：“某王朝之亡，非亡于外敌，非亡于内乱，而亡于经济之塌缩。初则赋税减，继而百姓逃，再而土地荒，终则府库空。及至府库空，而外敌至，内乱起，虽有良将贤相，亦无力回天矣。”
顾澜当时读到这里，只觉得写得精彩，并没有多想。现在他想起来了，而且越想越觉得心惊。
大周朝，是不是也在经历同样的塌缩？
他想起了这几年接连不断的天灾——水灾、旱灾、蝗灾，朝廷的赈济一次比一次少，地方上的应对一次比一次乱。他想起了今年夏天兵部和户部因为北边防务的军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户部拿不出银子，兵部只好从别处挪借。他想起了前些日子听说的，京城的米价又涨了，一斗米要三百文，比去年涨了一成。他想起了那封江南转运司的公文，那些诉苦的文字背后，是活生生的人的绝望。
顾澜合上账册，站起身，走出值房。
天已经完全黑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更夫的梆子声隐隐传来。他站在院子里，仰头望着夜空。满天的星斗闪烁着，冷冽而遥远，像是无数只眼睛，冷眼看着这个古老的帝国一点一点地走向深渊。
他知道，他看到的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之下的部分，更大，更可怕，也更难以下手。
三天后，顾澜在值房里遇到了一件小事。这件小事本身不算什么，但回过头来看，它就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最终扩散到了整个帝国。
那天下午，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闯进了户部衙门。他穿着破旧的青布直裰，满脸风尘，一进门就跪在大院里磕头，喊着要见尚书大人。门房拦不住他，惊动了巡街的差役，差点把他当疯子打出去。
顾澜正好从值房出来，看见了这一幕。
“等等，”他拦住差役，“他喊什么？”
“喊什么？说要见尚书大人，说他们县的知县贪赃枉法。”差役不屑地撇撇嘴，“这种人来多了，都是想告状的，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顾澜走到那人面前，低头看着他：“你是什么人？哪里来的？”
那人抬起头，满脸泪痕，一双眼睛通红，声音嘶哑：“大人，小的是冀州真定府元氏县的百姓，叫王大牛。我们县的知县刘德茂，把小县的赈灾银子全贪了，今年发大水，田里颗粒无收，县里不放粮，百姓饿死了好多人。小的是被乡亲们推举来告状的，求大人做主！”
顾澜沉默了。
冀州真定府，今年的水灾他听说过。但赈灾银子被贪了这种事，他既没有看到过任何公文，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传言。当然，这种事也不大可能在公文里出现。
“你有没有状纸？”顾澜问。
王大牛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双手递上来。顾澜接过来看了一遍，状纸上写明了他刚才说的情况，后面密密麻麻地按了几十个红手印。
顾澜拿着状纸，心里很明白，他一个七品主事，没有权力受理这种案子。按照规矩，地方百姓告地方官，应该去都察院或者刑部。户部只管钱粮，不管吏治。
但他也明白，这个叫王大牛的庄稼汉，从冀州一路走到长安，路上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如果他现在告诉他“你找错了衙门”，这个人会是什么感受？
“你在这里等着。”顾澜说完，拿着状纸去找姚文彬。
姚文彬看了状纸，脸色沉了下来。
“你什么时候管起这种闲事了？”他把状纸往桌上一拍，“这不是户部的事，让他去都察院。”
“大人，”顾澜说，“这个人从冀州走到长安，走了上千里路，满身伤痕。让他去都察院，都察院会不会受理？受理了又要拖多久？他等得起吗？就算等得起，他的乡亲们等得起吗？”
姚文彬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叹了口气：“顾澜，你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轻重。这件事要是管了，会得罪多少人的利益，你知道吗？元氏县的知县刘德茂，你知道他是谁的门生吗？”
顾澜摇摇头。
“他是吏部侍郎赵大人的门生。”姚文彬压低声音，“你以为就你聪明，别人都看不见那些问题？谁看不见？但看见了又能怎样？你一个七品主事，能把吏部侍郎拉下马？”
顾澜沉默了。
姚文彬说的对。他一个七品主事，和吏部侍郎之间隔着多少级台阶？就算他有铁证如山，告到御前，最后倒霉的也不会是侍郎，而是他这个以下犯上的小官。
“那这个人怎么办？”顾澜问。
姚文彬想了想，说：“你把状纸还给他，让他去都察院。这是规矩。”
顾澜拿着状纸出了姚文彬的值房，走到前院，王大牛还跪在那里。周围已经围了一圈看热闹的胥吏和小差役，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顾澜蹲下来，把状纸还给他，压低声音说：“王大牛，我是七品主事，这事我管不了。你应该去都察院，出了户部往东走，过了两个路口右转就是。”
王大牛接过状纸，眼睛里最后一丝光亮也熄灭了。他站起身来，膝盖已经跪得站不稳，踉跄了一步，扶着墙才没摔倒。他转身要走，又回过头，看着顾澜，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了一句让顾澜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大人，我们元氏县的百姓，不是人吗？”
顾澜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王大牛走了。他的背影佝偻着，一瘸一拐地消失在户部衙门的大门外。顾澜站在原地，看着那道门槛，突然觉得那道门槛不是木头的，而是一道万丈深渊，把天子和百姓隔在了两边。
那天晚上，顾澜回到小院，在书案前坐了整整一夜。
他铺开纸，开始写一篇奏折。不是以户部主事的身份，而是以“微臣顾澜”的身份。他要把他看到的那些数字，那个触目惊心的趋势，那个叫“经济塌缩”的死循环，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呈给天子。
他知道这是僭越。一个七品主事，没有资格直接给皇帝上折子。折子要经过通政司，通政司要经过内阁，内阁觉得重要才会呈给皇帝。而且，这种级别的折子递上去，十有八九会被压下来，甚至连压都不会压，直接丢进废纸堆。
但他还是要写。
写到天亮，他放下笔，看着纸上密密麻麻的字。奏折的最后一段，他写道：
“臣闻之，国之大病，不在四境，而在朝堂；不在边患，而在腹心。今赋税日减，流民日增，土地日荒，府库日空，此非天灾，实人祸也。愿陛下奋乾纲，明赏罚，清吏治，宽民力，收天下之心，挽既倒之澜。臣一介微末，冒死上言，不避斧钺之诛，惟愿陛下垂察。”
他读了一遍，觉得太过直白，又读了一遍，觉得不直白不足以警醒。他把奏折折好，放进袖子里，穿上官服，走出了院子。
清晨的长安城还没有完全醒来，街道上有几个卖早点的摊子已经支起来了，热气腾腾的包子，油光发亮的油条，散发着一股让人心安的人间烟火气。
顾澜走在朱雀大街上，晨光从东边的城墙上升起来，照在巍峨的皇城上，金碧辉煌，气象万千。他仰头看着那座庞大的宫殿群，想象着住在那里的天子此刻在做什么，是刚刚起床，还是正在早朝？他有没有想过，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二十三岁的七品主事，正揣着一封可能杀头的奏折，走向他的衙门？
但顾澜最终没有把这封奏折递上去。
不是因为他胆怯了，而是因为当他走进户部衙门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消息。
崇宁皇帝昨夜驾崩了。
整个户部衙门乱成了一锅粥。所有人都在奔走相告，脸色慌张，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姚文彬的嗓门比平时高了八度，在院子里喊着所有人各司其职，不许乱跑。连尚书大人都亲自从后院出来了，一张脸铁青，对着郎中和员外郎们下了死命令：“皇上驾崩，新君未立，这个时候谁要是出乱子，我砍他的脑袋！”
顾澜站在值房门口，把袖子里的奏折往里塞了塞。
这封奏折，是递不上去了。
新君即位，年号待定，朝局未明。在这个时候递一封指责吏治腐败、赋税崩坏的奏折，等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找死。
他把奏折收好，走进值房，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拿出河南道的账册，继续查核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
一切都照旧。皇帝换了，日子还得过，账册还得查，公文还得拟。崇宁十四年变成了洪熙元年，但那根深深嵌入帝国肌体的毒刺，不会因为年号的改变而消失。
丁翁从门外走进来，看见顾澜，慢悠悠地说了一句：“顾主事，昨天的账查完了？”
“查完了。”顾澜说。
“有不对的地方吗？”
顾澜看着桌上的账册，沉默了一瞬，说：“没有。”
丁翁浑浊的眼睛在他脸上停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佝偻着背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窗外，崇宁十四年的秋天，在一片混乱中悄然翻过了最后一页。
而顾澜知道，他看到的那些东西，才刚刚开始。
那些数字会越来越少，那些百姓会越跑越多，那个叫“经济塌缩”的死循环会越来越快。新君即位时的欢呼声会消散，新朝新政的许诺会落空，大臣们还会继续争吵，胥吏们还会继续贪墨，北方的鞑子还会继续南下，南方的水灾还会继续发生。
而他，顾澜，一个七品主事，户部度支司的小小官员，将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
他别无选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至少现在是这样。
（第一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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